中英早在17世纪中期即有正式的商贸往来。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曾致信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要求通商，但这封发自英国的信件似乎从未到达中国皇帝手中。40年后，即1635年，英王查里一世派遣4只大船、两只小艇，由船长约翰·韦德尔（John Weddell）统率，浩浩荡荡开赴中国准备进行贸易。这次商业冒险，国王还亲自投资了一万英镑，足以说明他本人对于在中国“淘金”的兴趣与期望。虽然“好事多磨”，这次贸易并不顺畅，英国人还在珠江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其谈判代表受到扣押，但毕竟被允许在澳门贸易，开辟了中英直接贸易的先河。
随后，英国的海员、商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两批英国外交使团（分别是马戛尔尼使团，1792－1794；阿美士德使团，1816－1817）共近千人来到中国，希望以平等、互惠方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商贸关系。总之，在中国被迫于鸦片战争战败后开放5个通商口岸前，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人已难以胜数。那么，从反方向来看，中国人在同一时期游历英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中英第一次的“准”官方接触应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若干年，即1866年（同治五年）。这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的张德彝等3位学生在清朝官员斌椿及大清总税务官英国人赫德的带领下来到欧洲，并游历了英国。而在此之前，是否有中国人去过英国？一般史书语焉不详，或低调处理。
事实也是如此，比起英国人兴师动众，中国人相比之下就显得低调沉默，这也许与中国人赴英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带有很大偶然性有关。
据范存忠教授研究，第一个到达英国的中国人是南京人沈福宗（Michel Shen FoTsoung，米歇尔为其教名）。他于1687年随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来到法国，后转往英国，和牛津大学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相识。至于他在牛津呆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根据海德的《遗书》（Syntagma，1767），知道沈第一次给海德写信是在1687年1月25日，最后一次是在1688年2月1日。我们也不知道沈会不会讲英语，但他留在海德《遗书》里的几封信以及有关中国语言和娱乐的说明文字，大多用拉丁文写成。因此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他能讲拉丁文，而拉丁文当时正是学术界的通用语。范存忠教授最后不无惋惜地说：沈的大部分书信谈论的是生活杂事以及非常粗浅的中国文字及口头用法等等常识。若沈当时能向牛津人展示自己民族更杰出的成就的话，他肯定会在英国更引人注目的。是的，关于沈福宗，材料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作为中国人的经历，我们却不得不去掏英国人的故纸堆，多亏其中的只言片语，才勉强把中英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史实勾勒出一个朦胧的轮廓，确实是号称编史大国——中国史学家的一大疏漏！
这样，沈福宗就开了一代之先河，他不仅是第一个游历英国的中国人，而且显然还是第一个访问英国大学的中国人。那么谁是第二呢？
凑巧的是，第二批赴英的中国人也与传教士有关。1723年底，意大利耶稣会士里帕（Matteo Ripa）由于传教事业陷入困境回国。从北京出发时，他带上了4个中国学生及他们的先生，一路颠簸来到广州，最后登上了一只英国船。在这个英国“移动的国土”上，英国人对这些中国青年态度极端恶劣。仅仅因为其中的一位中国学生得了皮肤病，船上的医生就宣布他得了麻风病，威胁要给他用猛药，让他去死；而且还建议船员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扔到海里去。因此，由于英国海员的侮辱以及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这次航行对这批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
他们先到达了伦敦。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对这一行人大感兴趣，就邀请里帕和五位中国人进到宫中共进晚餐。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可惜缺乏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们随后就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里帕的家乡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在里帕的心目中，那不勒斯将是他又一个事业或梦想的起点。他要在这里建立中国学院（Chinese College），以弥补他残留在中国的遗憾。经历了近10年的磨难，其中包括其他神职人员的嫉妒和自身的经济困难，中国学院终于办成。这个学院共办了150年，培养了106位中国教士。
有一点值得一提或英国人不能忘记的是，这个中国学院还为马戛尔尼使团——中英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92年春季，即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前夕，副使斯当东爵士偕儿子托马斯受命赴那不勒斯。其使命只有一个：为使团寻找中文翻译。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多世纪以来抵达中国的英国人难以胜数，而且在英国出版关于中国的专著也有十数部（这还不包括从欧陆各种语言翻译的著作），但当时在英伦三岛就找不出一位能懂中文的。为了在翻译方面不依赖或受制于中国人，他们必须到欧洲大陆去寻找、聘请。自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不勒斯的这所中国学院。结果他们如愿以偿，有两位在这里留学准备担任天主教神甫的中国学生愿意充当使团的翻译。后来，有位英国作家（John F. Davis）不无嘲讽地说：“信奉新教的英国人不得不屈尊寻求两个天主教神甫的帮助，聘请他们担任译员，以完成使团的重要使命。”当然，这些都属于后话，我们言归主题。
综合钱锺书、范存忠教授的研究，1757年，伦敦出现了一封外国人的信札——《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济安书》，简称《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 Ho”）。在这封信里，那位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一开头就说：“这些（英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们不但和我们中国人不同，和别的欧洲人也不一样。”其实，这封信自始至终对“不可理喻”的英国人性格进行严厉谴责，而且还充满着影射。据钱先生统计，除了一处提到孔夫子外，本信的文体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特色”了。3年后，伦敦的一份刚创刊的日报《公薄报》（Public Ledger）登载了更多的由在伦敦的同一个中国哲学家写的信。其中有他写给荷兰商人的信，谈了自己对伦敦的印象，说：伦敦市街空气沉闷，英国号称富裕，实很贫乏等等。后来，在本报上陆续发表了119封，大部分是这位河南籍的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朋友，一位在北京的礼部官员的。这些书信后来结集出版，就是在英国文学史上通常提到的《世界公民》，副标题是“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本书还附插图一页：一个中国人，长袍、凉帽、八字须，翘着几根葱管似的手指，站在花园里，跟一个英国女子聊天。然而，没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位中国人，他曾在英国及欧洲大陆游历，并不断地给“东方朋友”写信。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些信都是英国人假托中国人创作的，目的是让人对英国乃至欧洲的道德沦丧加强警觉。其实，假托外国人写游历自己国家的观感，借以批评社会，这种文艺形式在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就颇为流行，最有名的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这些，英国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就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前后，有一个中国商人乘着葡萄牙人的船只来到欧洲（1782－1796），后来“遍历海中诸国”，来到“英吉利”。这个中国人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商人。他赴海南途中，船失事，被葡萄牙人的商船救起，于是就跟随“番人”航行。后因双目失明，才在14年后结束海上生涯返回广东。1820年，一位叫杨炳南的，在澳门遇见谢清高，听他讲述在海外的见闻，觉得很有价值，就将其记录整理成书，即《海录》。《海录》是中国人用亲身经历来记录欧洲（包括英国）的地理、风俗以及诸如商业、贸易、航海、军事、海外殖民等的发展状况。这些比起中国文人的“海外述奇”不知要精确多少倍。
以下是谢清高在《海录》里对当时英国地理、风俗的描写（转引自钟叔和著，《走向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达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他还专门描写了一些新鲜事，如伦敦的自来水设施：
“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
看到这里，作为生长在还算是较发达地区的中国人，我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为了在夏天汲水，还常常要半夜起身去井边排队静候！
颇为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若干游历英国的中国先驱大多名不见经传，而少有的一部欧洲（包括英国）旅行记也基本未引起同时代人的兴趣。中国对海外的了解直至鸦片战争惨败后还是停留在“红毛”“番鬼”“夷蛮”等等的套语上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一部关于英国的专著。其实，这也并非不易理解。对书感兴趣的文化人当时都忙于“四书五经”考功名，就像今天的中学生背课文准备高考，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拼凑现代的“八股”论文，哪还有精力、兴趣来读闲书了解万里之外的闲事啊。但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甚至推动社会前进的就是这些闲书、闲事！
完整版本: 英国离中国有多远？——漫谈访问英国的几位中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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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海外的传播
顾 犇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与会代表经过4天的讨 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评价是很高的。尽管如此，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开始的。
《论语》的最早译本
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即拉丁文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2]，书中附有一段简短的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致谢词，感谢国王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该书的编 者之一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同行 者中还有刚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1684年，柏应理带着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自然，这一恰当的表示增加了国王对此事的重视。
路易十四对中国人的来访极有兴趣，甚至还让皇太子和太子妃一同来参加会见，并要求客人表演用筷子进膳的方法；当时，食物都被放置在金制的盘子中。国王还饶有兴趣地看了沈福宗的汉字书法，听他用中文念主祷文。作为回报，国王下令打开新近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 有喷泉，让中国客人尽情地欣赏。中国来客磕头致谢，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再三劝阻。这就是路易十四《论语》最早译本资助的由来。
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署的编译者是柏应理和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ndtricht)和鲁日满(De Rougemont)这三位耶稣会会士，但是该书的出版事实上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此一 个世纪之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利玛窦发现，中国的人才 培养开始于所谓的《四书》，其中包括《论语》。如果耶稣会传教士不掌握它们，将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做皈依的工作。于是，利玛窦开始将其粗略地翻译成了拉丁文。随后，至少有17个耶稣会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其中有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他们都通晓汉语和拉丁语[3] 。
不幸的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有争议。论战与日俱 增。包括编译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典翻译以后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背；教会中的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耶稣会会士们正在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但徒劳无功。
其它早期译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争论，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没有立即被译 成其它欧洲文字，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算作《论语》和其它儒家著 作译文的有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8年) 和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 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1691年)。但是，这两本书事实上都 不是孔子论述的翻译，它们只是拉丁文版本的概要。尽管书中相当详细 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很草率。在 这些概要中，《论语》被处理成一系列道德说教，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 本人的个性。它们表现为80条短小而无趣味的“箴言”，任何人读了以 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4] 。
除了1687年的完整拉丁文版本，要想了解《论语》的精妙之处， 只有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的订阅者了。在该月刊1687年12月这一期 上，刊登了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的一篇关于《中国哲 学家孔子》的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对该书的内容 作了细致的概括，并在评论的最后附上了他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论 语》中16段译文，还注意涵盖十卷中的各卷，附上拉丁文的译文[5] 。勒 克莱尔对《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广泛而丰富的思想以及关于孔子生 平的信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仍持以保留态度，认为耶稣会会士 编纂者们模糊了孔子论述本身和在同一段落中出现的评注。使勒克莱尔 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勒克莱尔的分析似乎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影响。继《中国哲学家孔 子的道德箴言》的一个歪曲缩短的版本（1724年）以后，孔子的论述被 变形为类似于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作品的一种模拟文。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重 新回来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译著被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知，并由他介绍给了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19世纪初的版本都是不完全 的。它们或者由于编纂者们对汉语知识的不足而被曲解，或者由于他们 的宗教目的而混淆。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W.H. Medhurst)于1840年完 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于《论语》 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
直到1861年，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出 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它 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的，并附以中文原文，以及根据两千年来的大量中 文注释而写的解说。理雅各还首次使用了 "Analects" 这个词来作为《论语》英译本的书名，他认为这样可以言简意赅地表示出这本书实际上是 “讨论和评论的选段”。
这部学术巨著得以出版，是在约瑟夫·查顿(Joseph Jardine)的帮 助下才实现的。查顿是英国在华最有影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这一贸易公司的成员，其公司以鸦片生意以及常规的茶叶和丝 绸贸易而著称。Õ缋硌鸥髟谝灾心７虏槎俚目谄吹哪茄拔颐窃谥泄跚颐怯Φ崩钟谥С秩魏斡欣谖颐钦跚氖虑椤薄
利斯译本
自理雅各以后至今，一直有人在努力重新翻译《论语》，他们以各 自的方式表示了原作的微妙和复杂的内涵和道德力量。为什么会有如此 多的译本，并且还有人努力去尝试新的译本呢？因为《论语》不仅是一 部微妙且优美的书，而且它用词简练，几乎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完全和准 确地捕捉到它的精要之处。此外，各个版本的差别还取决于他们所依据 的不同的注释。
1997年，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即彼埃尔·里克曼斯 - Pierre Ryckmans)的译本[6] 。
利斯的版本精细且优美。他心目中的孔子既是人，又是思想家。他 在书的引言中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涉足这一中国传统之核心的优 势是，他没有将《论语》看成是经典著作，而是作为现代作品来欣赏。 利斯说，他“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
利斯在翻译中的用词也很有独到之处。例如，《论语卷之五·子罕 第九》第25章中的“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一段中的“志”，过去不同 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1861年理雅各将“志”译为"will"（意志），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在其1938年的版本[7]中将“志” 译作"opinion"(主张)；刘殿爵(D.C. Lau)在其1979年的版本[8]以及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其1993年的版本[9]中将“志”都译作"purpose"(目的)；而利斯将这一句译为"one 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其中“志”译为"free will"（自由意志）。
又如，《论语卷之六·颜渊第十二》第10章中的“子张问崇德辨惑”，利斯译作"Zizhang asked how to accumulate moral power and how to recognize emotional incoherence"，也就是把“惑”译成为"emotional incoherence"（情绪不一致）。而在过去，理雅各将其译作"delusion"（欺 骗、错觉），韦利将其译作"being in two minds"（三心二意），刘先生译作"misguided judgement"（被误导的判断），道森译作"confusion"（困惑）。
利斯的译本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完全是译文，后半部分是注释。其注释旁征博引，出现了大量西方文化名人的语录，他们包括柏拉图(Plato)、帕斯卡(Pascal)、司汤达(Stendhal)、尼采(Nietzsche)、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康德(Kant)、叶芝(Yeats)、赫拉克 利特(Heraclitus)等等。例如，在关于《论语卷之四·泰伯第八》第4 章中“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句的注释里，有如下这些段落：
“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象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 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10] 。在欧洲 文化中，天鹅之歌的神话起源于柏拉图：“天鹅歌唱了一生，当感 到死亡将至，它们会更热情地歌唱”（《菲多篇》，8.5a）。认为 “临终遗言”具有特殊的智慧，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信仰，尽管这看 来有背于明显的肉体和心理上的障碍——死亡通常是一件很吸引人注意的事情，它留给人们极少的珍贵时间和精力来简短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 利斯的译本还是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产物。 在此之 前，利斯曾经以自己的原名出版过法文版的《论语》[11] ，1998年的西班 牙文版[12]也是以他的译本为基础的。
黄译本
同在1997年，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也随后出版了由美籍华人黄治 中翻译的《论语》[13] 。该译本可以所是目前所见的最新的译本了。除了 《论语》译文以外，该译本还包括了“引言”、“术语”、“比较历史 年代表”、“发音指南”、“地图”、“中国历史年代表”、“孔夫子 生平”、“孔夫子的弟子”和“索引”等部分。
在“引言”中，译者介绍了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术语” 中，译者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解释了《论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重要术语 的意义，它们包括：“道”、“德”、“仁”、“义”、“礼”、“智、 仁、勇”、“忠心”、“忠恕”、“中庸”、“权”、“孝悌”、“文 质”、“恭敬”、“圣人”、“善人”、“公、侯、伯、子、男”、“卿、 大夫、士”、“君子、小人”、“儒”。例如，译者指出，“仁”体现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在每一方面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礼的方 面，有“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第十二）；在言行方面，有“仁者其言 也讠刃”；在工作方面，有“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第六）； 在政治方面，有“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第十七）；在待人 方面，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
在《论语》正文的译文中，译者在每一章后面都附上了一定篇幅的 注释。例如，《先进第十一》的第24章包括了10个注。这些注释主要 是对译文字面意义的进一步解释，还有一些人物和历史背景的介绍。
最后，译者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家语》和《论语》，对颜回（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 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仲由（子路）等孔子35位弟子的生平作 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个译本，人们可以对孔子的所有方面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其它各种文字的译本
其它英文版还包括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于1910年的译本[14] 、斯科特(Delmore E. Scott)的译本[15] 、斯威特(Dennis Sweet)的译本[16] 、贾尔斯(Lionel Giles)的译本[17] 、1991年马尼拉的版本《儒学大全·第一卷·论语》[18] 以及刚 问世的埃姆斯(Roger T. Ames)的译本[19] 。
除了英文版和以上提及的一些法文版本以外，还有各种西方文种的 版本，例如：
法文版：G·波蒂埃(G. Pauthier)翻译的1865年法文版《四书》(Les Quatre livres : Les Sse-Chou ou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和1981年法文版《四书》 (Les quatre livres de Confucius qui représentent son héritage spirituel et se nomment : La Grande Etude, l'Invariable Milieu, les Entretiens, le Meng Tzeu)，还有若干种法文版《论语》[11], [20], [21], [22], [23]；
理夏德·威廉 (Richard Wilhelm) 翻译的1948年德文版《论语》(Gespräche. Lun Yü)等等；
根据利斯的版本翻译的1998年西班牙文版《论语》[12]和多种西班牙文版《四书》[24], [25]；
弗洛伦蒂娜·维桑 (Florentina Visan)翻译的1995年罗马尼亚文版 《论语》(Analecte)；
王崇芳翻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语版《论语》(Analektoj de Konfuceo)；
奥勒·比约恩·龙根(Ole Bjørn Rongen)翻译的1988年挪威文版 《论语》(Konfutse samtalar)；
阿尔贝托·卡斯泰拉尼(Alberto Castellani)翻译的1924年意大利 文版《论语》(I dialoghi di Confucio)；
阿尔夫·亨里克松(Alf Henrikson)等人翻译的1997年瑞典文版《论 语》(Samtalen med Konfucius) ；
约恩·克卢比恩 (Joergen Klubien)翻译的1955年丹麦文版《论语》(Samtalerne. Den store laere. Ligevaegt og bestandighed. Confucius' laere)；
马亚·米林斯基(Maja Milinski)翻译的1988年斯洛文尼亚文版《论 语》(Pogovorj)；
菲克-卢格腾(W.A. Fick-Lugten)根据阿瑟·韦利的译本翻译的 1946年荷兰文版《论语》(De gesprekken van Confucius)；
哈吉·穆罕默德(Haji Mohamad)翻译的1994年马来文版《论语》(Lun Yu : pembicaraan Confucius)；
托克依·费伦茨(Tőkei Ferenc)翻译的1995年匈牙利文版《论语》(Beszélgetések és mondások)；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sĕk)翻译的1995年捷克文版《论语》(Rozpravy : Hovory a Komentáře)。
谢梅年科(И. И. Семененко)翻译的1994年俄文版《论语》(Изречения)；
拉格纳·巴尔迪松(Ragnar Baldursson)翻译的1989年冰岛文版《论语译注》(Speki Konfúsú usar)。
纳比·厄泽尔蒂姆(Nabi Özerdim)翻译的1974年土耳其文版《论语》(Konusmalar)。
在东亚，早在公元三世纪末，百济的博士王仁将《论语》带到日本。 当时因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所以人们直接阅读中文版的《论语》。后 来在日本流传的是各种注释本，其中具有权威性的是伊藤仁斋著的《论语古义》（10卷）和荻生徂徕著的《论语徵》（10卷）。其它翻译 本包括：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54年）、金谷治译注 的《论语》（岩波书店，1991年）、久未旺生译的《论语》（经营思潮研究会，1965年）、新岛淳良译注的《论语》（新地书房，1984年）、 平冈武夫注释的《论语》（集英社，1980年）、诸桥辙次译注的《论语 三十讲》（大修馆，1974年）、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上、下）（平凡社，1938年）、吉田贤抗解说的《论语》（明治书院，1984年改订 19版）。
在韩国，《论语》的主要译本有桂明源（音译）译注的版本（三中堂，1983年）、金京拓（音译）译的版本（海东出版社，1984年）、 金锡源译的版本（三省堂，1976年）。
尽管本文所收集的资料有限，不可能介绍所有的译本，但是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语言，都有自己语言的《论语》译本。随 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论语》一定会有更多的版本问世，今 后的译本也一定会越来越全面而准确地诠释孔子这位先哲的伟大思想。
注释和参考书目
[1] Canberra Times. Canberra, Australia, 24 January 1988.
[2] Spence, Jonathan: "What Confucius Sai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orton, 224 pp., $23.00",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XLIV, Number 6 (April 10, 1997), pp. 8-13.
[3]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Theodore Foss的文章"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in Jerome Heyndrickx, editor,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1990).
[4] 参见1691年版的The Morals of Confucius第90页关于《论语》的论述：（它由） “若干句子组成，它们用于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只是包括了与前二书 相同的道德规范”。
[5] 书评的全文在1687年12月号上第387-455页，《论语》中的引文在第441-450页。
[6]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ew York : W.W. Norton, 1997.
[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rthur Waley. New York : Macmillan Company, 1938.
[8] The Analects (Lun yü)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C. Lau.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1979. 2nd ed.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The Analects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aymond Daw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三）》 /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1]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 trad. Ryckmans, Pierre. Paris : Gallimard, 1987.
[12] Confucio : Analectas / versión y notas de Simón Leys; [traducido por Alfonso Colodrón]. Madrid : Edaf, [1998].
[1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Lun Yu /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ichung Huang.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由于无从查考译者的汉语原名，只好根据韦氏音标音译。
[15]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10. 横浜福音印刷合资会社印。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16] Analects / edited by Delmore E. Scott. Los Angeles, Ca. : D.E. Scott, [1978].
[17] Analects / by Dennis Sweet. 1st ed. [Indianapolis : SanDenny Publications], 197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an introd. and notes by Lionel Giles. [Los Angeles :] Printed at the Plantin Pres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New York, 1970.
[18] The Confucian Bible, Book 1 : Analects / English and Modern Chinese Versions author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B. Khu et al. San Juan, Metro Manila : Granhill Corp., 1991.
[19]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 Roger T. Ames et al. New York : Ballantine Pub. Group, 1998.
[20]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Paris : Seuil, 1981.
[21] Confucius : Entretiens du Maître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uction du chinois par Séraphin Couvreur. [s.l.] : Éditions Mille et une nuits, 1997.
[22]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 du chinois et éd. André Lévy. Paris : Flammarion, 1994.
[23]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Paris : Denoël, 1975.
[24]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 selección, introducción y notas, Luis Blanco Vila. Madrid : Torre de Goyanes, [1997].
[25]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 [traducción, Oriol Fina Sanglas]. Barcelona : Ediciones B, 1997.
（作者：顾犇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图书采编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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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9年6月号（第2期），第101-106页；约10千字；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B5》（《人大剪报》），1999年第8期，第115-120页
《论语》在海外的传播
顾 犇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与会代表经过4天的讨 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评价是很高的。尽管如此，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开始的。
《论语》的最早译本
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即拉丁文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2]，书中附有一段简短的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致谢词，感谢国王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该书的编 者之一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同行 者中还有刚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1684年，柏应理带着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自然，这一恰当的表示增加了国王对此事的重视。
路易十四对中国人的来访极有兴趣，甚至还让皇太子和太子妃一同来参加会见，并要求客人表演用筷子进膳的方法；当时，食物都被放置在金制的盘子中。国王还饶有兴趣地看了沈福宗的汉字书法，听他用中文念主祷文。作为回报，国王下令打开新近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 有喷泉，让中国客人尽情地欣赏。中国来客磕头致谢，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再三劝阻。这就是路易十四《论语》最早译本资助的由来。
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署的编译者是柏应理和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ndtricht)和鲁日满(De Rougemont)这三位耶稣会会士，但是该书的出版事实上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此一 个世纪之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利玛窦发现，中国的人才 培养开始于所谓的《四书》，其中包括《论语》。如果耶稣会传教士不掌握它们，将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做皈依的工作。于是，利玛窦开始将其粗略地翻译成了拉丁文。随后，至少有17个耶稣会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其中有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他们都通晓汉语和拉丁语[3] 。
不幸的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有争议。论战与日俱 增。包括编译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典翻译以后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背；教会中的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耶稣会会士们正在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但徒劳无功。
其它早期译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争论，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没有立即被译 成其它欧洲文字，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算作《论语》和其它儒家著 作译文的有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8年) 和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 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1691年)。但是，这两本书事实上都 不是孔子论述的翻译，它们只是拉丁文版本的概要。尽管书中相当详细 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很草率。在 这些概要中，《论语》被处理成一系列道德说教，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 本人的个性。它们表现为80条短小而无趣味的“箴言”，任何人读了以 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4] 。
除了1687年的完整拉丁文版本，要想了解《论语》的精妙之处， 只有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的订阅者了。在该月刊1687年12月这一期 上，刊登了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的一篇关于《中国哲 学家孔子》的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对该书的内容 作了细致的概括，并在评论的最后附上了他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论 语》中16段译文，还注意涵盖十卷中的各卷，附上拉丁文的译文[5] 。勒 克莱尔对《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广泛而丰富的思想以及关于孔子生 平的信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仍持以保留态度，认为耶稣会会士 编纂者们模糊了孔子论述本身和在同一段落中出现的评注。使勒克莱尔 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勒克莱尔的分析似乎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影响。继《中国哲学家孔 子的道德箴言》的一个歪曲缩短的版本（1724年）以后，孔子的论述被 变形为类似于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作品的一种模拟文。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重 新回来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译著被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知，并由他介绍给了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19世纪初的版本都是不完全 的。它们或者由于编纂者们对汉语知识的不足而被曲解，或者由于他们 的宗教目的而混淆。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W.H. Medhurst)于1840年完 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于《论语》 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
直到1861年，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出 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它 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的，并附以中文原文，以及根据两千年来的大量中 文注释而写的解说。理雅各还首次使用了 "Analects" 这个词来作为《论语》英译本的书名，他认为这样可以言简意赅地表示出这本书实际上是 “讨论和评论的选段”。
这部学术巨著得以出版，是在约瑟夫·查顿(Joseph Jardine)的帮 助下才实现的。查顿是英国在华最有影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这一贸易公司的成员，其公司以鸦片生意以及常规的茶叶和丝 绸贸易而著称。Õ缋硌鸥髟谝灾心７虏槎俚目谄吹哪茄拔颐窃谥泄跚颐怯Φ崩钟谥С秩魏斡欣谖颐钦跚氖虑椤薄
利斯译本
自理雅各以后至今，一直有人在努力重新翻译《论语》，他们以各 自的方式表示了原作的微妙和复杂的内涵和道德力量。为什么会有如此 多的译本，并且还有人努力去尝试新的译本呢？因为《论语》不仅是一 部微妙且优美的书，而且它用词简练，几乎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完全和准 确地捕捉到它的精要之处。此外，各个版本的差别还取决于他们所依据 的不同的注释。
1997年，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即彼埃尔·里克曼斯 - Pierre Ryckmans)的译本[6] 。
利斯的版本精细且优美。他心目中的孔子既是人，又是思想家。他 在书的引言中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涉足这一中国传统之核心的优 势是，他没有将《论语》看成是经典著作，而是作为现代作品来欣赏。 利斯说，他“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
利斯在翻译中的用词也很有独到之处。例如，《论语卷之五·子罕 第九》第25章中的“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一段中的“志”，过去不同 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1861年理雅各将“志”译为"will"（意志），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在其1938年的版本[7]中将“志” 译作"opinion"(主张)；刘殿爵(D.C. Lau)在其1979年的版本[8]以及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其1993年的版本[9]中将“志”都译作"purpose"(目的)；而利斯将这一句译为"one 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其中“志”译为"free will"（自由意志）。
又如，《论语卷之六·颜渊第十二》第10章中的“子张问崇德辨惑”，利斯译作"Zizhang asked how to accumulate moral power and how to recognize emotional incoherence"，也就是把“惑”译成为"emotional incoherence"（情绪不一致）。而在过去，理雅各将其译作"delusion"（欺 骗、错觉），韦利将其译作"being in two minds"（三心二意），刘先生译作"misguided judgement"（被误导的判断），道森译作"confusion"（困惑）。
利斯的译本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完全是译文，后半部分是注释。其注释旁征博引，出现了大量西方文化名人的语录，他们包括柏拉图(Plato)、帕斯卡(Pascal)、司汤达(Stendhal)、尼采(Nietzsche)、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康德(Kant)、叶芝(Yeats)、赫拉克 利特(Heraclitus)等等。例如，在关于《论语卷之四·泰伯第八》第4 章中“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句的注释里，有如下这些段落：
“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象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 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10] 。在欧洲 文化中，天鹅之歌的神话起源于柏拉图：“天鹅歌唱了一生，当感 到死亡将至，它们会更热情地歌唱”（《菲多篇》，8.5a）。认为 “临终遗言”具有特殊的智慧，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信仰，尽管这看 来有背于明显的肉体和心理上的障碍——死亡通常是一件很吸引人注意的事情，它留给人们极少的珍贵时间和精力来简短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 利斯的译本还是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产物。 在此之 前，利斯曾经以自己的原名出版过法文版的《论语》[11] ，1998年的西班 牙文版[12]也是以他的译本为基础的。
黄译本
同在1997年，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也随后出版了由美籍华人黄治 中翻译的《论语》[13] 。该译本可以所是目前所见的最新的译本了。除了 《论语》译文以外，该译本还包括了“引言”、“术语”、“比较历史 年代表”、“发音指南”、“地图”、“中国历史年代表”、“孔夫子 生平”、“孔夫子的弟子”和“索引”等部分。
在“引言”中，译者介绍了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术语” 中，译者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解释了《论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重要术语 的意义，它们包括：“道”、“德”、“仁”、“义”、“礼”、“智、 仁、勇”、“忠心”、“忠恕”、“中庸”、“权”、“孝悌”、“文 质”、“恭敬”、“圣人”、“善人”、“公、侯、伯、子、男”、“卿、 大夫、士”、“君子、小人”、“儒”。例如，译者指出，“仁”体现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在每一方面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礼的方 面，有“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第十二）；在言行方面，有“仁者其言 也讠刃”；在工作方面，有“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第六）； 在政治方面，有“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第十七）；在待人 方面，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
在《论语》正文的译文中，译者在每一章后面都附上了一定篇幅的 注释。例如，《先进第十一》的第24章包括了10个注。这些注释主要 是对译文字面意义的进一步解释，还有一些人物和历史背景的介绍。
最后，译者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家语》和《论语》，对颜回（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 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仲由（子路）等孔子35位弟子的生平作 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个译本，人们可以对孔子的所有方面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其它各种文字的译本
其它英文版还包括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于1910年的译本[14] 、斯科特(Delmore E. Scott)的译本[15] 、斯威特(Dennis Sweet)的译本[16] 、贾尔斯(Lionel Giles)的译本[17] 、1991年马尼拉的版本《儒学大全·第一卷·论语》[18] 以及刚 问世的埃姆斯(Roger T. Ames)的译本[19] 。
除了英文版和以上提及的一些法文版本以外，还有各种西方文种的 版本，例如：
法文版：G·波蒂埃(G. Pauthier)翻译的1865年法文版《四书》(Les Quatre livres : Les Sse-Chou ou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和1981年法文版《四书》 (Les quatre livres de Confucius qui représentent son héritage spirituel et se nomment : La Grande Etude, l'Invariable Milieu, les Entretiens, le Meng Tzeu)，还有若干种法文版《论语》[11], [20], [21], [22], [23]；
理夏德·威廉 (Richard Wilhelm) 翻译的1948年德文版《论语》(Gespräche. Lun Yü)等等；
根据利斯的版本翻译的1998年西班牙文版《论语》[12]和多种西班牙文版《四书》[24], [25]；
弗洛伦蒂娜·维桑 (Florentina Visan)翻译的1995年罗马尼亚文版 《论语》(Analecte)；
王崇芳翻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语版《论语》(Analektoj de Konfuceo)；
奥勒·比约恩·龙根(Ole Bjørn Rongen)翻译的1988年挪威文版 《论语》(Konfutse samtalar)；
阿尔贝托·卡斯泰拉尼(Alberto Castellani)翻译的1924年意大利 文版《论语》(I dialoghi di Confucio)；
阿尔夫·亨里克松(Alf Henrikson)等人翻译的1997年瑞典文版《论 语》(Samtalen med Konfucius) ；
约恩·克卢比恩 (Joergen Klubien)翻译的1955年丹麦文版《论语》(Samtalerne. Den store laere. Ligevaegt og bestandighed. Confucius' laere)；
马亚·米林斯基(Maja Milinski)翻译的1988年斯洛文尼亚文版《论 语》(Pogovorj)；
菲克-卢格腾(W.A. Fick-Lugten)根据阿瑟·韦利的译本翻译的 1946年荷兰文版《论语》(De gesprekken van Confucius)；
哈吉·穆罕默德(Haji Mohamad)翻译的1994年马来文版《论语》(Lun Yu : pembicaraan Confucius)；
托克依·费伦茨(Tőkei Ferenc)翻译的1995年匈牙利文版《论语》(Beszélgetések és mondások)；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sĕk)翻译的1995年捷克文版《论语》(Rozpravy : Hovory a Komentáře)。
谢梅年科(И. И. Семененко)翻译的1994年俄文版《论语》(Изречения)；
拉格纳·巴尔迪松(Ragnar Baldursson)翻译的1989年冰岛文版《论语译注》(Speki Konfúsú usar)。
纳比·厄泽尔蒂姆(Nabi Özerdim)翻译的1974年土耳其文版《论语》(Konusmalar)。
在东亚，早在公元三世纪末，百济的博士王仁将《论语》带到日本。 当时因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所以人们直接阅读中文版的《论语》。后 来在日本流传的是各种注释本，其中具有权威性的是伊藤仁斋著的《论语古义》（10卷）和荻生徂徕著的《论语徵》（10卷）。其它翻译 本包括：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54年）、金谷治译注 的《论语》（岩波书店，1991年）、久未旺生译的《论语》（经营思潮研究会，1965年）、新岛淳良译注的《论语》（新地书房，1984年）、 平冈武夫注释的《论语》（集英社，1980年）、诸桥辙次译注的《论语 三十讲》（大修馆，1974年）、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上、下）（平凡社，1938年）、吉田贤抗解说的《论语》（明治书院，1984年改订 19版）。
在韩国，《论语》的主要译本有桂明源（音译）译注的版本（三中堂，1983年）、金京拓（音译）译的版本（海东出版社，1984年）、 金锡源译的版本（三省堂，1976年）。
尽管本文所收集的资料有限，不可能介绍所有的译本，但是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语言，都有自己语言的《论语》译本。随 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论语》一定会有更多的版本问世，今 后的译本也一定会越来越全面而准确地诠释孔子这位先哲的伟大思想。
注释和参考书目
[1] Canberra Times. Canberra, Australia, 24 January 1988.
[2] Spence, Jonathan: "What Confucius Sai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orton, 224 pp., $23.00",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XLIV, Number 6 (April 10, 1997), pp. 8-13.
[3]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Theodore Foss的文章"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in Jerome Heyndrickx, editor,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1990).
[4] 参见1691年版的The Morals of Confucius第90页关于《论语》的论述：（它由） “若干句子组成，它们用于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只是包括了与前二书 相同的道德规范”。
[5] 书评的全文在1687年12月号上第387-455页，《论语》中的引文在第441-450页。
[6]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ew York : W.W. Norton, 1997.
[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rthur Waley. New York : Macmillan Company, 1938.
[8] The Analects (Lun yü)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C. Lau.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1979. 2nd ed.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The Analects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aymond Daw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三）》 /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1]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 trad. Ryckmans, Pierre. Paris : Gallimard, 1987.
[12] Confucio : Analectas / versión y notas de Simón Leys; [traducido por Alfonso Colodrón]. Madrid : Edaf, [1998].
[1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Lun Yu /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ichung Huang.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由于无从查考译者的汉语原名，只好根据韦氏音标音译。
[15]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10. 横浜福音印刷合资会社印。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16] Analects / edited by Delmore E. Scott. Los Angeles, Ca. : D.E. Scott, [1978].
[17] Analects / by Dennis Sweet. 1st ed. [Indianapolis : SanDenny Publications], 197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an introd. and notes by Lionel Giles. [Los Angeles :] Printed at the Plantin Pres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New York, 1970.
[18] The Confucian Bible, Book 1 : Analects / English and Modern Chinese Versions author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B. Khu et al. San Juan, Metro Manila : Granhill Corp., 1991.
[19]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 Roger T. Ames et al. New York : Ballantine Pub. Group, 1998.
[20]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Paris : Seuil, 1981.
[21] Confucius : Entretiens du Maître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uction du chinois par Séraphin Couvreur. [s.l.] : Éditions Mille et une nuits, 1997.
[22]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 du chinois et éd. André Lévy. Paris : Flammarion, 1994.
[23]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Paris : Denoël, 1975.
[24]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 selección, introducción y notas, Luis Blanco Vila. Madrid : Torre de Goyanes, [1997].
[25]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 [traducción, Oriol Fina Sanglas]. Barcelona : Ediciones B, 1997.
（作者：顾犇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图书采编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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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1999年6月号（第2期），第101-106页；约10千字；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B5》（《人大剪报》），1999年第8期，第115-120页
我在阿西莫林的古籍和版画收藏室（Hope Collection）见过17-19世纪的三五本有关中国的游记，还有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和官员的版画，很想仔细研究一下，可惜没有时间。记得在书架的梯子上翻过一本什么教授的中国游记，其中有一句话是‘中国人的语言使我联想起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大意）。跟我一起工作的老太太很正色地说这个教授的脑袋才是原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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